40年来中西古史比力研究的希望

2022-10-25 00:30 aoa体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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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40年来中西古史比力研究的希望 ● 刘家和 内容提要: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也是停滞的;他在《世纪历史的哲学》中指出:中国历史就是没有生长的历史。这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问题上诸多错误看法的理论泉源之一。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史和世界史相互阻遏的情况,搞中国史的不研究外国,搞世界史的不研究中国,恒久以来,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领域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看法没有获得清算。 革新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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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西古史比力研究的希望 ● 刘家和    内容提要: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也是停滞的;他在《世纪历史的哲学》中指出:中国历史就是没有生长的历史。这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问题上诸多错误看法的理论泉源之一。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中国史和世界史相互阻遏的情况,搞中国史的不研究外国,搞世界史的不研究中国,恒久以来,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领域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看法没有获得清算。

革新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林志纯先生提出中西古代文明配合履历了由城邦到帝国的生长两阶段说;吴于涵先生提出世界史是由多而一(即从疏散到一体)的历程,其中横向的联系推进了纵向的生长,纵向的生长又转而推进了横向的联系。

这些看法说明中西古代历史具有配合纪律,这对破除西方中心论有重要意义。不外,同中有没有异?怎样对世界史的统一性作出理论性说明?中国历史有没有变化和生长?刘家和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经由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以下看法:比力研究不仅要察同,从异中见同,还要辨异,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是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大一”(世界史)的生长历程;中国文明具有不停地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中国历史履历了生长和变化而体现出一连性的特点,因此而成为世界史有机整体中不行支解的重要部门。这些看法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黑格尔的挑战作出的最有理论意义的回应。

   40年来中西古史比力研究希望的回首和前瞻。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这是在讲中国呢,还是在讲外国呢?其实,这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外貌上看不中不西,其实亦中亦西,说白了,就是比力;详细说,就是中西古代史比力研究的希望,就是40年来世界古代史比力研究在希望历程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史学史的问题。

我做一个先容,请列位品评指正。   首先,我简朴先容一下1949年以前及之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是个什么样子。

   我是在1947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大学历史学科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和西洋史。一般大学本科所用的西洋史课本,是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和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等编的《欧洲史》(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the Present)①。专门一点的世界古代史就是布雷斯特德的《世界古代史》(Ancient Times: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②。这样看来,其时的中国史和西洋史还是很匹配的,内容划分指的是中国和西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学习苏联,中国史和西洋史酿成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中国史还是中国史,可是,世界史中不讲中国史而只讲外国史。

其时看到的世界古代史是苏联教科书,固然,在古代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进入历史,不外,教科书内里讲到了乌拉尔图,而20世纪50年月乌拉尔图是在苏联国境内的,可见,苏联人在世界史内里还是要讲苏联境内的古代史的。我们学习了苏联,为了利便,教中国史的就只教中国史,教世界史的则只教外国史,于是,就有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二分法。那么,现在请问,这个世界史内里另有中国没有呢?没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要从世界史内里撤出来?我们一面自动撤出来,一面又批判西方中心论,这不是很奇怪么?世界历史有没有中心呢?固然有。

20世纪50年月初,我刚留校做助教的时候,被分配在世界古代中世纪教研室事情,1952-1953学年做世界中世纪史,1953-1954学年又做世界古代史。其时教研室的老先生是留美学生,要我看的就是何炳松的《欧洲中古史》。我一看,它的底本就是鲁滨逊的《欧洲史》。厥后做世界古代史,我又看了1935年版布雷斯特德所著的《世界古代史》。

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及学考古学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早期世界史,可内里却没有中国,也没有印度。这怎么能算是世界历史呢?20世纪90年月,我又看到商务印书馆出书了曹绍濂编的《西洋古代史》③,它的内容就是布雷斯特德《世界古代史》的编译。总之,1949年以前以及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手内里,这是毫无疑问的。

   1949年前后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其时我们的实力不行。高中世纪的老先生也跟我说过:“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独立不起来。”我以为老一辈是很老实的,我们其时简直没有条件,没有这个能力。

   其次,再看一看革新开放之前30年的成就。   1949年以后,我们学习苏联,为了教学利便,在学科设置上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我适才讲到苏联的世界史内里另有乌拉尔图,我们的世界史内里却没有中国史,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史研究所也没有中国史。

这就开始有毛病了,毛病出在那里?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1955-1957两个学年,我到东北师范大学跟苏联专家和林志纯(1910-2007)先生学习,那时候我看到的苏联教科书,第一本是林先生翻译的苏联师范学院课本《世界古代史》;第二本是1956年新版苏联师范学院课本《世界古代史》。那本书的古代东方部门只占很少的篇幅。

原始社会之后,接着讲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三大块。这三块内里,古代东方部门有个序言,其中讲到古代东方的特点:第一是仆从制不蓬勃,处于家长制的状态;第二是土地私有制不蓬勃,农村公社恒久存在;第三是东方专制主义④。在此,我不是要完全否认苏联的看法,通过苏联的课本,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用阶级看法分析历史,这些都是进步的。不外,其时听课的时候我就有疑问。

我私下问林先生:如依苏联课本之说,古代东方永远处在仆从制不蓬勃阶段,那又怎样才气过渡到封建制呢?林先生对我说:我们学苏联的目的是要通过它学习马克思主义。林先生是最努力地推进学习苏联的,我作为林先生的门生,也是鞍前马后,努力学习,努力通过学习苏联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月,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也逐渐地想挣脱苏联看法的影响。

   现在说一说革新开放40年来的希望。   革新开放之初,林先生曾经跟廖学盛先生一起写过一篇文章《怎样明白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⑤。

这是林先生和廖公作的庞大孝敬。其时批判的就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林先生从考古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这项事情到了四人帮倒台之后,革新开放前期,林先生也拉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一起做,结果就是《世界上古史纲》,1979年一本,1981年一本⑥。

这是一个标志性结果,它的意义首先就是品评了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根据林先生的意思,要说东方专制主义不建立,那就要找到东方与西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东方跟西方以致全世界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林先生很敏锐,他看到《剑桥古代史》提到了亚述学的生长,历史始于苏美尔,苏美尔就有城邦。

林先生从这里找到了一个凭据,便将世界古代史分作两个阶段:早期是城邦阶段,后期是帝国阶段。于是,林先生就找到了世界史的一个配合点。通过比力,把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也解释为城邦时期,进而又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解释为城邦时期。他撰写的《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⑦一文,就是代表作之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当中。按理说,世界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应该是各国的历史都在内的。可是,世界史又不是各国的历史堆在一起就可以的,这个原理厥后吴于涵先生讲得更清楚了,我们总要在内里找到纪律,找到内在的联系。

如果只是把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放在一起加以汇编,这叫世界史吗?这只能是“大杂烩”,不能是世界史!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纲》就提出城邦问题,指出中国也有城邦制,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专制主义的,专制主义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希腊、罗马也有阶段性的生长,也有城邦的阶段和帝国的阶段之分。林先生的这个说法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赞同。

但厥后我也有些小我私家的想法。林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看到了相同,那么,同中另有没有异呢?这是林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古代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简直会有些相同的工具,如果找不到相同,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工具,用康德的话说,就是Mannigfaltikeit,英文manifold,就是“杂多”。

就似乎现在,看起来,我们一屋子人,如果不看相同的工具,我们都是杂多。你要仔细一看,我们都是学者,都是历史学者,这是同了。可是,光看到我们都是历史学者的同,行吗?我们还要看到每个历史学者在这个集会内里有自己的结构,有搞史学理论的,有做中国的,有做外国的,有做比力的。这样才气真正地把我们这些人认识清楚。

所以,林先生开的这条门路并没有竣事,它是开放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林先生本人做的事情太多了,《世界上古史纲》出书以后,1988年,林先生团结周谷城先生、吴于喆先生、张政U先生、胡厚宣先生、周一良先生、任继愈先生、张忠培先生和我,提倡出书“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体例为外译中、中译英的对照本。在这项事情中,由林先生向导的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的学术团队实际上起了重大作用。1989年,林先生主编了《古代城邦史研究》⑧;1997年,林先生出书了《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⑨。

林先生早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以后到华东师大,教的是中国史。到了东北之后,因为他会俄文,英文也很好,又搞外国史,到老了中西一起搞。

林先生的主要孝敬在于精研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并尽力在收罗参考最新史料的基础上批判了盛行一时的西方中心论,尤其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说,建设了中西古代文明配合履历的由城邦而帝国的生长两阶段说。50年月我在东北时搞希腊史,厥后回到北京又做印度史,再厥后白寿彝先生让我搞中国史。林先生知道后跟我开顽笑说:“你又逃回中国史去了。

”我也半开顽笑地跟林先生说:“我不是逃走,而是转进呀。”从前,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不说败退,却叫“转进”。我跟林先生说我是转进,其实讲的却是真话,学世界史,不研究中国,能叫世界史吗?   林先生之外,吴于畅先生(1913-1993)也作出了开创性的事情,即主要以吴先生与齐世荣先生(1926-2015)总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为标志的希望。吴于涵先生比林先生小三岁。

我跟林先生做《世界上古史纲》,又跟吴先生做了六卷本的《世界史》,吴先生与齐先生做总主编。此书卷首有吴先生的长篇总序,说明晰世界史是一个由多而一(即从疏散到一体)的历程,其中横向的联系推进了纵向的生长,纵向的生长又转而推进了横向的联系。总序最后有一个总结:   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生长为密切联系,由疏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举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全局的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生长的需要。

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经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工具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⑩   这部《世界史》在1985年由教育部开始组织推动,1986年秋,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次全书总主编和各分卷主编集会。

第1分册的主编由我和王敦书教授承当,惋惜其时王先生在外洋举行学术交流,未能出席。在几天的研讨会上,吴先生作了主旨讲话,大家一起讨论,随后各分册主编提出本册开端编写纲领与计划,在吴先生主持下举行了数日的研讨,定下开端的眉目。

   会后,我如期将第1分册(上古史卷)纲领稿交吴、齐二位先生。1987年秋,总主编与各分册主编在吉林延边召开集会,我因集会期间不在海内,敦书教授在海内并出席了。在这次会上,正式通过了各分册编写纲领。分为六册,一二册是古代史,上册是上古史,下册是中古史;两册近代史,两册现代史。

经由讨论,我做的纲领获得吴先生的同意。   《世界史》的上古史卷中,有着我在吴先生史学思想指引下所作的详细实践的努力。在这一卷中,我们不是严格根据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各个文明的顺序,而是分块、分段,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每个时期都提到中国。

最初的文明是公元前两千年开始,讲完西方以后,都有一个同时代的中西比力,中国提到了夏代,然后商、周,春秋、战国,我讲的轴心时代,到汉跟罗马,都有对照,就这么试着做了一个阐释。这就是吴先生的指导思想,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世界史是从疏散走向一体的世界史,是横向的交流促进了纵向的生长,纵向的生长扩大了横向的交流,这样形成的真正的世界史是从15、16世纪泛起的。

所以,吴先生的重点也放在了15、16世纪。吴先生的思想是:世界史是一体的,世界史是作为整体的历史,世界史不是各个国家和地域的历史的汇编。这话讲得很精彩。

各国史,跟中国史,在逻辑上是一个级此外,都属于国别史一层;世界史则是更上一级的观点。它不是下一级加起来的总和,加起来的总和仍是多,还必须看到下面这些多是如何结组成一个世界的,这才气叫世界史。吴先生这样讲有没有凭据呢?有,不外,吴先生没有提出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里讲过: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的效果,泛起的标志性时期就是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在没有相同以前,就没有整体的世界史。

   上古史卷于1993年基本完成。当年4月初,各分册主编齐集武汉大学,到场吴先生80大寿庆祝会及学术研讨会。会后,吴先生又召开各分册主编集会。

4月9日,吴先生正在听取我就上古史分册做汇报时,不幸遽然仙逝。悲夫!此书于1994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书社出书,惋惜吴先生未能见到。

   吴先生逝世三年后,1996年,我揭晓了《历史的比力研究与世界历史》(11)一文,继续了吴先生的思路而以较为靠近逻辑论证的方式作了开端展开的叙述。2008年,我在《世界历史》纪念增刊上又揭晓了《如何明白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对前一篇文章做了增补说明。我进一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说明晰世界史的特点。

world这个词,德文是die welt(二者同出于一个条顿词根),法文是monde(来自拉丁文mundus),俄文作мир。在这些语言文字里,“世界”又是可以划分为差别条理的,都是小大由之的。我们讲“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这里的“世界”不是指整个世界。

黑格尔有一本书,从前翻译成《历史哲学》,在黑格尔全集的原版中是叫《世界历史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分为“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由此可证明吴先生讲的,世界历史是由小世界逐渐融合成大世界的。

这里的世界,英文就是world。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我们所说的中国史学“界”也可以用world。俄文内里大到世界可用мир来指代,小到农村公社也可以用мир来指代。

   现在,我来谈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术团队在新世纪以来所作的努力。   我于1952年结业留校,本计划做中国史,但向导上分配我做世界史,我就全力投入到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事情中去。但从未中断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从50年月到60年月初,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希腊史和印度史方面,搞斯巴达的黑劳士和印度种姓制度及首陀罗等的研究,同时也在为希腊、印度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比力研究做着准备。

1979年,白寿彝先生调我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研究,我的中外古史比力研究就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1986年10月,我在《工具方文化研究》创刊号上揭晓了三万多字的长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的一连性和统一性及其关系上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在第一部门,我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以及两者相互关系上论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生长的一连性特点,而且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能够恒久一连存在,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厘革,在厘革中保持了沿袭。”(12)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的比力研究,来驳倒黑格尔所谓的中国历史没有变化和生长的错误看法。   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书,第9章《中国与世界》由我执笔。

在这章中,我再一次提到了黑格尔。这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在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历史的一连性特点后,我又指出了黑格尔把中国历史的一连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重申“中国文明生长的一连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稳定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停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

”(13)   不外,以上两次,只是在历史比力研究的基础上的初次交锋,对于黑格尔的挑战作出集中的理论性回应则是21世纪的事了。2000年1月下旬,我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团队,开始作思想上的开端设想。随后,团结几位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和世界古代史的老师开会讨论。

同年8月开端制定了《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和理论的比力研究》课题撰写纲领。10月21日和11月10日两次听取评审专家意见,作了适当修订。

继则组织分工撰写。整整经由了十年的时间,这个项目得以完成。2013年3月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结果文库”在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出书。

本书首先有一个长篇的导论,叫做《关于历史生长的一连性和统一性问题》,由我来执笔,内容就是品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完全把中国历史曲解了,他有一半是无知,这是可以明白和原谅的。可是另一半,他却把悠久的中国历史说成是“花岗岩”,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是“没有生长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抽象的统一,不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违背了他自己曾经坚持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就是古代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这样的世界古代史框架的最初的泉源。魏特夫的泉源在那里?就在黑格尔!不外,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黑格尔的问题,我们却是三不管:搞中国史的学者认为我们只搞中国史,黑格尔的书我看它干什么,与我无关嘛;搞世界史的学者认为我搞我的专业,没有义务搞黑格尔去,况且黑格尔也已经由时了。搞历史研究的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管它;搞哲学的人会说,黑格尔的主要哲学不在这儿,我也不管它。

可是,在我看来,黑格尔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怎么能说过时了呢?我们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严重割裂,效果,许多尖锐的理论问题和挑战就摆在眼前,却被放已往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哲学》是在道光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20年之前讲的,到了20世纪30年月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在中国却一直都没有明白,没有回应。

可问题是,如果不把这样的基本问题搞清楚,我们如何建设自己的世界史的话语权?   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历史有机统一的结构,是有相互关系的。相互的关系是怎么建成的?相互的关系是由交流建成的。怎么才可能交流?完全相同就不需要交流,完全相异也不需要交流。你用饭,我不用饭,咱们就没法交流。

你穿西服,我也穿西服,咱们俩干嘛交流?所以说,必须有同有异。今天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有同有异,所以就要比力。比力研究就是买通界线,看到异同。

要把世界史酿成真正的世界史,就必须做比力研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我们的书出书后,2013年获了一个奖,还让我去讲话。颁奖会在西郊宾馆举行。

我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应对西方的挑战,不能对人家的挑战视而不见。我以为我们有需要,中国史的学者有责任,世界史的学者也有责任。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你自己不做,要别人替你来做,你想,别人能做到吗?况且,对世界的看法,肯定是各个国家都有差别的看法、差别的视角,肯定会有差别的看法,这也是可以明白的,这样就可以交流嘛,就会逐渐融合嘛。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即是缺席。   我现在感应我们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力研究》的余论另有些单薄,应该努力继续做下去。原来是做到5世纪,西罗马帝国死亡。最近一两年,我以为中西的比力研究还可以继续做魏晋南北朝,做到隋唐以前。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以为,中国之所以能称为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周代,是不行想象的,我想诸位能同意这个说法。没有两汉的四百年,也不会有中国;没有三百年的隋唐,也不会有中国。经由这三个时段,中国的基本就真正确立起来了。与此相关,从东周到秦,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最乱的时期,也是最繁荣的时期;“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最乱的时候,可称作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它的效果跟西方截然差别。

如果能够在更大规模作中西比力,我以为可能会对我们的世界史的比力研究有更大意义。我已经眼睛发花,看书开始难题,小字看不见,查字典都很难题,还要拿放大镜。影象和论说的能力也开始减退。

对大家做的世界史和中国史,我都持有敬意,你们做的都是世界史的内容,可是,我以为还不能说是世界史的全部。如果能够回覆一个挑战,可以说就是一个创新。

诸位,我们行进在回应西方挑战的门路上,艰难险阻许多,我虽然已经到了90后这个年龄,可是,看到在座的诸位中青年朋侪,我感应很是兴奋,要向诸位学习,学习大家的青春生机。我以为我们现在需要打破思想障碍,我们的历史学科不能再局限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分状态,而需要一个统一的思考。

   本文原系2018年12月15日刘家和先生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晓伟博士整理并经刘先生审定。    泉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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